甚至在法律奇点的语境下，人类和技术一直在以剧烈改变法律系统的方式进行互动，导致一个主要依靠自动化决策的法律体系，而只保留了人类审查和批准的体系。

如果说脑机接口还在大量试验的话，那么，彼得2.0的确是用自己的生命实验创造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赛博格（电子人），形成了人与AI的共生共存。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重大时代工程，它不是一个人、一群人、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长期创新努力，一如当初现代法学的生成发展那样。

如果说传统科技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框架的话，那么，当今信息技术则瓦解了这一物质框架。人类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认知和信任算法决策，以进入更加便捷自动的智能社会。只是由于美国、欧盟、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较好，因此，它们成为探索数字法律体系的三个典型，也是数字法学变革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但这无疑需要在共同转型中进行多方的深度合作。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文本驱动的多义性，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计算，而这些不同的方式对于受法律约束的人来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样的设计选择属于‘人民和法院，而不是属于大型科技公司或大型法律公司中武断的任意软件开发者。再如，数字社会中人的行为，一方面是虚实一体融合的，另一方面又可能是人机协同的，对此时发生的法律问题，凭借现代法律那种从单一物理时空和工商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法律行为理论——动机、目的、认知以及行为方式、结果、因果关系，是难以进行解释和证明的，亟需进行数字行为立场的理论重建。

然而，数字法学发展仍会面临很多问题，需要法学理念的更新。如，就外卖骑手而言，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他们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且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民众和政府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头脑简单的法律界人士也是如此。

施塔姆勒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基于纯科学的概念，强调只有可以形式化的知识才是科学，而法学是不可形式化的，所以不是科学。研究法规范效力主张的根据及界限何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研究法规范本身的‘意义为何、实现法规范之行为的意义为何、法的‘存在方式（其‘效力）的问题，以及赋予意义的原则（大家名之为‘正义或‘法律思想）为何的问题的学问，是法哲学和法理论学，这个法理论学是以法教义学（即拉伦茨笔下的法学——引者注）为研究对象的纯理论。法学找到了什么方法和手段，以便于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它的研究对象——法律？没有，罗马的法学家们是专制的忠实仆从，当德国需要改革时，德国的法学家们却让君主和改革家们去‘摸着石头过河。基尔希曼的贡献在于破，他从那个时代通识的科学概念出发，证成了以变动不居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具有主观性、时空偶然性、应然性的学问的法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知识。

具体来说，拉伦茨的法学包括比较法、法学方法论、法的一般理论，这个法学的任务有三项：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这个新法学将法律发现过程描述为一个诠释学循环。

基于这种纯科学的科学观，施塔姆勒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法学流派几乎挨个数落了一番，称它们没有一个算得上科学。他甚至不无情绪性地指责‘民族精神在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方面为祸已久。（2）法学批评的体系内性。施塔姆勒的法学知识定位划清了作为描述因果关系规律的科学知识与探求正当行为规范的法学知识之间的界限。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民众对法律的权威失去信心后的无奈选择。他说：如果一个人将科学的概念限定得如此狭窄，以至于它只包括独立于经验性前提的逻辑和数学，以及仅仅致力于量的研究并且其结果可以表示为数量关系的自然科学，那么他尽可以不把法学或者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当作真正的科学……我认为这种限定是没有道理的。在法学的知识论新定位方面，耶林堪称开创者。这个法教义学是指，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

耶林的创新使法学走出单纯的概念演绎，使之沟通历史与现实，连接制定法规范与法律发现，使法学走向实践科学。在基尔希曼看来，法学家对于权力，除了帮腔以外，就是不作为。

法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使规范及其所规定的生活关系发生联系，从而使规范可以正当地运用于生活关系，而生活关系对于法的规定而言也可以理解和规范。近来又出现了建立没有专业法官的商事法庭、设立工厂法庭、乡村法庭的呼声,这是在追寻相同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在空间维度上，耶林的法权感是超越民族精神的、普适的。法感从哪里来？与自然法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天赋的预设不同，耶林认为，道德的(Sittlich)和法权上(Rechtlich)的真理(Wahrheit)不是先天固有的，代替所谓的将道德的真理置于人们心中的自然(dieNatur)，出现的就是历史。法律发现的本质并非逻辑推论，而是比较、等置，重要的在于比较点，比较的第三者，而这不是一个纯粹认识的行为所能确定，而是一种决断。这是一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新法学，它告别机械、单一的演绎推理的法律适用，强调法官在针对严酷不合理的法律时，应当对命题重新审视，那种对法典的条文进行机械适用的法官，其实不能被称为法官。这个史诗性的思想论辩取得了两项时代性学术成果，即法学自我认知的革新和法学知识的专业化，使法学步入现代。实在法中的公式化倾向和僵硬的形式侵入了法学，使得法学即使已经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个性的丰富多彩，也必须对之采取蔑视的态度。

但是，这个法学却同时因其封闭性及由此而生的机械的法律适用而受到驳难。必须借由权力来作成……如果我们不认清这种结构，这个程序是没有科学性可言的。

这种错误的法律操作又反噬法学，加剧法学的非科学性。通过这个类推、设证、归纳、演绎的环绕漫步式的解决过程，作为原始材料的案件与规范得到加工与分类，并最终形成判决。

这是一个层级结构的规范体系，它的效力来源是法科学而不是立法权，它本身也是诠释学循环的一个环节。耶林这一全新的法律科学有三大支柱。

四、拉伦茨：法学——法教义学 1960年，德国法学家拉伦茨(KarlLarenz,1903－1993年)在他的传世之作《法学方法论》中力主法学科学说。他称耶林的精神科学法学为技术法学，它本身也不是科学，技术法学只是真正的法学——正义法理论——进一步研究的材料。第一，在纯科学（本然的、或自然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法学不是科学，这是法学自我认知的历史性进步。基尔希曼的挑战是难以回答的，它像牛虻一样刺醒了沉睡或装睡的权威法学。

（3）直接反驳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1）法学对象的多变性。

其一，如此定义的法学是否经得起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概念必要要素之一——统一的知识的检验？如前所述，拉伦茨的法学是立足于一国实在法，解决相应的法律实践问题的学问，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他指出，自然法学的种种乌托邦对于砥砺思想来说常有非凡的意义，但终究没有科学上的价值，因为作为其构思来源的素材并无真凭实据，自然法欠缺合乎科学的基础。

这一论辩的问题意识最早发生在大陆法系的德国，论辩从现代开始一直沿续至今，成为推动法学进步的内生力量。论者在遵守学术普适性、独立性原则的前提下，基于不同的科学与法学定义，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基尔希曼和施塔姆勒的法学非科学论，耶林、拉伦茨和考夫曼的法学科学论。

在讲演中他明确提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而法学就像个好脾气的帮手，明明看出衣服上哪里太紧、哪里变了形，但是为了尊重老板，只能悄悄把线头拆开一点儿，塞进一块衬布了事。基于上述批驳，考夫曼将作为哲学的诠释学应用于法学，创造了诠释学法学。由此可知，实证法是耶林法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在于对实证法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释义。

二是法学以过去剪裁现实，试图按照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来构建现今的制度，以致法学一味关注过去的法律，对于现实的法律却完全视而不见，很自负地把现实的法律推给那些受到轻视的实务工作者。而具备统一概念、研究正义法律实践的正义论法学，则是一种艺术，同样不是科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耶林法学中的科学概念，已与概念法学自然意义的科学概念不同，它是作为实践理性的精神科学，这是与医学与自然科学相分庭抗礼的科学分支，是追求规范正当性意义上的科学。内容摘要：法学是不是科学是个法学自我认知的知识学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科学与法学这两个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它的答案与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密不可分。

法律发现的科学性只在于反思其真实的结构。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以后，法学大家拉伦茨还惊叹，难以摆脱基尔希曼的演讲所带来的强烈震撼。